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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中共“全球观”和“世界意识” 全人类共同价值写入党章******

　　(中共二十大·观察)展现中共“全球观”和“世界意识” 全人类共同价值写入党章

　　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电 题：展现中共“全球观”和“世界意识” 全人类共同价值写入党章

　　作者 张蔚然 李京泽 谢雁冰

　　中共二十大把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等内容写入党章。

　　“迈上新征程，党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写入党章，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亮明了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人民关系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中共的‘全球观’和‘世界意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中新社记者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希贤表示，面向世界，二十大党章展现了一个有意愿为全球共同发展注入更多和平合作力量的全球政党形象。

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10月22日闭幕的中共二十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作为管党治党建党的“根本大法”，二十大党章成为新征程上全党行动的根本遵循。

　　这是中共党代会第18次修改党章。回顾历史，党代会根据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需要对党章进行修改，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惯例。

　　“二十大通过的新党章是第二个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新起点，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发展道路、发展内涵、发展格局和发展方向。因此，具有奠基性和决定未来发展前程的重大历史意义。”张希贤说。

　　修改后的党章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继中共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后，中共二十大决定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写入党章，以更好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在党章中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旨在用创新的理论武装全党，更好地面向未来。”张希贤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说，把发展新成果写进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指导思想上与时俱进的体现。

　　中共二十大鲜明强调“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竹立家指出，“两个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最重要政治成果，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实践中始终予以坚持。

资料图：人民大会堂前红旗飘飘。

　　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此确定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大会不仅将之写入党章，也把与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等有关的内容写入了党章。外界注意到这些内容都涉及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

　　戴焰军指出，上述内容相对来说都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将其写入党章，可以保证党在长时期内有明确且一以贯之的目标，动员全党要为之行动，且确保行动的政策具有连续性。

　　大会同意把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等内容写入党章，同意把党的初心使命、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内容写入党章，同意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等内容写入党章。新党章还反映了十九大以来党的建设成功经验，包括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等。

　　在戴焰军看来，把涉及党的执政地位和自身建设的内容写入党章，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和行动遵循，对于锻造更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有重要意义。

　　“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无论是研判风险挑战，还是克服前进障碍实现发展目标，都需要吸收建党百年来的重要经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斗争本领。”竹立家说。

　　对于全党下一步发展的突出任务，修改后的党章予以强调。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会把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写入了党章。

　　“党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历史重任，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国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国家统一是其中关键。”竹立家指出，中共将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处理对台关系等作为重要任务体现在党章之中，对于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意志，促进祖国统一有着重要意义。(完)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